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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理論

(一)基本含義

新常態之“新”，意味著不同以往，異于舊質;新常態之“常”，意味著相對穩定，時常發生。所謂經濟新常態則是指我國經濟發展將告別過去傳統粗放的高速增長階段，進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階段。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科學分析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準確把握我國基本國情的基礎上，針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所作出的重大戰略判斷，是對我國邁向更高級發展階段的明確宣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對于我們進一步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二)基本特征

2014年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首次明確了“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九大趨勢性變化。

1.消費需求

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現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采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2.投資需求

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后，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于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3.出口和國際收支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現在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4.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

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并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征。

5.生產要素

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余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6.市場競爭

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

7.資源環境約束

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8.經濟風險

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必須標本兼治、對癥下藥，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9.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

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page]

(三)發展機遇

1.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了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宣告了鑲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傳統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沖突以及過度管制帶來的創新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和民族復興的絆腳石。人民深深認識到，大改革和大調整是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這種“大改革”與“大調整”共識的形成是“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最大禮物，在世界性結構改革的大浪潮中給予了中國良好的機遇期。

2.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

中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國需求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面顯現。一是在市場上出現全面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生產效率的提升有效對沖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并沒有下降;二是消費開始上臺階，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開始與中國的“世界市場”相對接，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

3.“大縱深”與構建多元增長極的機遇。

雖然到2014年年底，中國各類產業結構的指標已經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向后工業化階段轉化，工業化紅利開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縱深的厚度和寬度，即“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區”雖然開始全面轉向服務業驅動，但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工業化依然處于高速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不僅為東部產業升級提供有效的騰挪空間，也為中西部加速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產業的梯度大轉移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工業化紅利消退的速度，同時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增長極使中國空間布局更加科學。

4.“大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遇。

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老齡社會的逼近意味著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但必須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難”和“用工貴”問題主要凸顯在農民工領域。中國的就業格局是“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萬大學生畢業壓力已經使大學生就業起薪與農民工平均工資開始拉平。而這恰恰是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關鍵，這說明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經為中國產業升級準備了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產業后備大軍。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源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開始替代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

5.“大創新”與構建技術紅利的機遇。

仔細梳理中國技術創新發展的各類指標，我們會發現，在粗放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同時，中國創新發展模式已經嶄露頭角:一是專利申請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達到257.7萬，增速為15.9%，占世界總數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經費支出突破低水平閥值，于2014年達到GDP的2.09%，增速達12.4%，進入高速度、中等強度階段;三是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術市場交易額達到7469億元，增速達到16%;四是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幅增長，總額達到660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0%;五是國外發表的科技論文在2013年已接近30萬篇，邁入世界科技論文大國的行列;六是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上述這些參數說明，只要進一步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和鼓勵各類創新創業活動，中國技術創新紅利必將逐步實現。“中國制造”開始向“中國創新”轉型，從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向知識密集產業過渡。

6.“大升級”與構建升級版中國經濟的機遇。

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全面升級的勢頭: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消費開始出現大幅度升級，開始從過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為主體的工業化消費轉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的后工業化消費;二是產業在需求拉動下，開始大幅度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升級版經濟的雛形開始顯現。

7.“大開放”與中國經濟全球布局的機遇。

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給予中國前所未有的進行大開放和全球布局的機遇。一是中國開始從“商品輸出時代”轉向更為高級的“資本輸出時代”，海外并購突飛猛進，其平均增速超過30%，對外投資總量2014年已突破1000億美元;二是以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全面強化中國開放的板塊效應;三是以“一帶一路”為核心展開中國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面對接，并通過互聯互通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打破歐美一統國際金融的格局。這些拓展有效擴張了中國資源配置的空間以及盈利模式，必將把中國發展帶入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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