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這既是對經濟持續健康增長的挑戰，也到了我們反思發展模式的關鍵節點。過去，粗放型的發展在追求經濟發展速度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態環境代價。從霧霾襲城到污水橫流，都反映了環境之殤，也強調了劃定生態紅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生態紅線的確立是我們對過去發展片面化的反思，也是對未來加強環境保護的重要舉措。然而，在紅線劃定的同時，如何用生態紅線換來生態紅利，是大眾關注的焦點。正如習總書記所說，我們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以紅線換紅利，是面對人口、經濟雙重壓力的必然選擇。在人口爆炸和經濟發展的雙重壓力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我國濕地被開墾面積逐年提高，各類大小湖泊消失上千，眾多濕地水質逐年惡化，不少濕地生物瀕臨滅絕。濕地消失的重要原因，是在人口增加后不得不選擇過度開墾和過度放牧。這種短視的發展思路，無異于竭澤而漁。當開墾的過程中超出了資源的承載量，帶來的必然是自然的報復與反噬，所以我們要變短期發展為長期協調發展，就必須劃定生態紅線，將開發控制在資源承載量以內。

以紅線換紅利，是平衡生態保護與民眾幸福的關鍵。對于老少邊窮地區而言，生活條件異常艱苦，如果沒有一定收入作為保障，生活確實不易。既要保證當地群眾的收入，又要保障生態環境，二者如何同步，的確是個難題。而老少邊窮地區的居民，一樣有自己追求幸福的權利。所以，劃定生態紅線就是在發展和保護當中達到平衡，既能使當地群眾獲得收入，也讓生態環境保護找到出路。

以紅線換紅利，是將生態建設納入法治軌道的基礎。劃定紅線的實質，就是在劃定底線，底線就是不可逾越，不可踐踏。而在劃定紅線的同時，也通過生態補償機制使周邊群眾獲益，將一切都納入法治約束的范疇，使得生態保護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在德國和西班牙，由非政府組織管理和推動濕地保護的歷史非常悠久，而在保護和恢復項目當中如何獲得資金支持，如何進行土地有償轉讓，都是由國家法律作為依靠和保障，從而使制度在生態保護當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十八大之后，五位一體總布局的提出，將生態建設提升到全新的高度，也預示著生態文明建設將貫穿到經濟發展的全過程。因此，劃定生態紅線，既是推動生態保護的重要舉措，也為贏得更多生態紅利打下堅實的基礎，從而使構建美麗中國的目標由理想照進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