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

論語中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實現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曾實行單一的按勞分配制度，人們之間收入差距不大，但趨于絕對的平均主義，挫傷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改革開放后，逐步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實踐證明，這一制度適合現階段國情，激發了社會創造活力，促進了社會財富的極大增加。但也要看到，在人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現象：

比如，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改革開放后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居民收入普遍增長、生活普遍改善，但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卻出現下降趨勢。研究表明，1996年—2009年，財政收入和企業收入占比持續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近10個百分點。觀察1979年—2008年GDP、財政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業利潤增長率的變化，也可以得出同樣判斷。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增速在1998年以前不穩定，時虧時盈;1999年以后持續保持兩位數(2001年除外)增長，在12%—92%之間，是GDP增速的1.3—7倍。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長同GDP增長較為接近，一般相差1—2個百分點。1992年以前的財政收入也不穩定，時高時低;1993年以后則持續保持兩位數增長，多在14%—32%之間，是GDP和城市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的1.5—2.8倍，多數年份為2倍。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增速遠快于城鄉居民收入增速，是造成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財政收入、企業收入占比持續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持續下降的直接原因。

由于分配領域種種不公問題，導致我國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當然，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由于個人能力大小、努力程度不同、貢獻高低造成的差距，這種差距是必然的、應該的，是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表現，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現。

【材料2】

在沿海地區采訪時，記者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天津、青島等一些發達地區，大企業多，但老百姓收入水平低，而且還有不少青壯年勞動力處于失業、半失業的狀態。而在浙江溫州、福建晉江、廣東中山等地，沒有什么“重量級”的企業，多數都是中小企業，青壯年勞動力充分就業，遍地都是小老板。

“過去說‘大河有水小河滿’，現狀是一些地方‘大河有水小河干’。”江蘇省張家港市市委書記黃欽說，“地方政府應當富民優先，浙江的居民存款明顯高于廣東和江蘇，就是因為浙江推行的是富民經濟的道路。發展到今天，發達地區更要注重百姓富裕，百姓收入的提高。”

在廣東省中山市，城鄉差距是1∶1.8，民營經濟對當地百姓的致富起到決定性作用。中山市宣傳部長丘樹宏說：“過去，地方政府考核盯著GDP，像中山這樣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數字’就不太好看，因為‘普遍富裕’就沒有‘亮點’，干部壓力大，上級不喜歡。但這樣的地方，中小企業多，小老板多，老百姓真正富裕起來了。”

記者采訪一些地區基層政府時發現，當地干部的獎金根據招商引資額、財政收入排名等業績來計算，但沒有“提高居民收入”這一項獎勵。

【材料3】

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權利和利益的重新調整與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會保障、創業、擇業和就業機會等等。這涉及財政體制、社會保障體制、就業制度、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斷深化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近年來，上海、廣州、重慶等大城市紛紛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試點。

問題：根據給定材料，結合我國現狀，提出縮小收入差距對策性建議。

【解析】

為縮小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大力促進農民增收，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其次，有效調節過高收入。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加大稅收調節作用，積極發展慈善事業，堅決打擊取締非法收入。第三，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快推進城鎮化，推動農業勞動力向非農行業轉移，鼓勵和支持自主創業，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努力提高勞動者素質，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