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有6000—7000種語言。據統計，多達94%的語言只有占全世界人口6%的人在使用。這種語言種類和使用人數上的嚴重不平衡表明，許多語言的生存狀況堪憂， 其中有些語言甚至會變成瀕危語言直至消亡，語言多樣性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脅。當前，如何拯救瀕危語言、保護語言多樣性，進而保護文化多樣性，成為語言學家、人類學家乃至社會公眾都非常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語言無論使用人數多少，都擔負著傳遞人類信息的職能。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和重要組成部分，既擔負著表達和傳承文化的職能，又體現一定的文化觀和文化傳統，能幫助不同文化群體形成自己的認知方式、思想觀念和哲學體系。一種語言的消亡往往意味著一種文化傳承的中止，最終將導致這種文化消亡。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語言的多樣性就沒有文化的多樣性。對于一種語言，無論其使用者多少，都應給予足夠的尊重和保護。

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大語種”和“小語種”的說法卻相當普遍。在一些人看來，似乎只有英語是“大語種”，英語之外的語言包括西班牙語、阿拉伯語甚至法語、俄語和德語等都是“小語種”。顯然，這是一種概念模糊的用語。語言的“大”和“小”是相對的，并沒有一條涇渭分明的分界線。劃分“大”“小”語種的標準是什么?使用人數和地區達到多少才算“大語種”?對于這些問題，語言學界還未形成共識。西班牙語、阿拉伯語、俄語和法語不僅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而且其使用人數均超過一億。把西班牙語作為第一語言使用的人口絕對數幾乎與英語持平。因此，我們應慎用“大語種”和“小語種”的說法。如果一定要表示類似的概念，不妨采用“英語語種”和“非英語語種”之說，以示區分英語和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

其實，學習不限于強勢語言的外語，不僅是保護語言和文化多樣性的需要，更是開展對外交流的需要。然而，在一些英語國家，人們長期以來存在語言優越感，感覺不到外語學習的壓力，其外語能力并不能令人滿意。比如，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長期為英語的優越地位感到自負，不重視外語人才培養，結果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吃了虧，在跟伊朗打交道時也痛感不便。相關外語人才的奇缺，迫使美國不得不調整外語人才培養計劃。類似的經驗教訓啟示我們，不應只把眼睛盯著英語等少數幾種使用范圍廣泛、使用人數多的語言，國家的語言政策要有統籌規劃的意識。應充分尊重各國、各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像保護瀕危動物和生物多樣性那樣保護瀕危語言、保護文化多樣性。一方面，對世界上影響大、使用范圍廣、使用人數多的語言，應有計劃地培養相關語言人才。另一方面，對某些使用人數少的非通用語言，甚至對有些已經消亡卻有重要學術價值或文化價值的語言，像拉丁語和梵語等，也應根據實際需要培養少數專門人才。對那些瀕危語言，要趕在它們消亡之前抓緊開展記錄和描寫工作，盡可能多地留下可供進一步研究的材料。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僅給我們提出了語言學上的新挑戰和新要求，也為我們了解、運用和研究沿線各國各地區語言提供了新機遇。僅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例，歷史上多民族、多文化、多語言的密切接觸及頻繁的商貿活動，使這一地區成為“語言富礦”，產生了許多混合型語言。遺憾的是，我們對它們的關注度還遠遠不夠。今天，僅中亞絲綢之路地區涉及的官方語言就有幾十種，如果加上其他語言，總數可達數百種。研究掌握這些語言，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這一地區的民族變遷和文化史，從而對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起到積極作用，也能為保護語言和文化多樣性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