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是問題導向下以改革攻堅克難為關鍵解放生產力的長期行為，主要涉及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制度這五項，其中科技和制度改革能帶來最大紅利

中央提出著力推進供給側改革，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質量效益提升的方針，體現了我國經濟工作思路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的創新。

一方面，從經濟學基礎理論層面說，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及其特征，是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時代的決定性因素。人類社會文明的提升過程中，關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創新都是發生在供給側。過去需求側總量視野內稱為動力來源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其實必然要衍生出結構化動力問題，我們只有將這種結構化的邏輯傳導、轉移到供給側，并充分展開，才可以有效形成對整個經濟增長動力體系的認知和把握。

另一方面，從我國經濟社會轉軌過程和具體國情看，客觀上特別需要注重供給側結構問題。在“三農”、區域協調、環境保護、科技創新、國防、重點建設等方面補短板、優結構，特別是以制度供給、深化改革來解放生產力、化解矛盾累積與隱患疊加、引領新常態，形成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后勁。

所以，供給側改革不是貼標簽式地選擇新概念，而是實行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創新;供給側改革不是否定需求側和簡單搬用供給學派減稅為主的思路，而是借鑒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給管理的有益經驗，又側重于供給體系建設的系統工程;供給側改革不是所謂搞新計劃經濟，而是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上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實現中國守正出奇的現代治理和從追趕到趕超的超常規發展。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是問題導向下以改革攻堅克難為關鍵解放生產力的長期行為。從供給側相關因素看，主要涉及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制度這五項。引領新常態，必須更多依靠后兩大要素的潛力釋放——科技第一生產力和制度改革帶來最大紅利，這也是提高全要素生產力、對沖下行因素、打造發展“升級版”的最主要的能量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