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國的歷史，我們會發現，每當中外交往密切的時期，漢語中就會出現許多外來詞。比如漢代從西域傳來了“葡萄、琵琶、玻璃、菩薩”等詞;近代以來從英語中吸收了“沙發、撲克、咖啡、坦克、黑客”等詞。當前中外交往日益頻繁，外來詞的迅速增加是一種必然現象，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種表現。

中文吸納一些常用的外語詞,既增強了漢語的表現力,滿足了民眾了解、認知新鮮事物的迫切需求,又促進了國人與世界的交流與溝通。在信息化迅猛發展的時代語境下,外語詞的使用還切實地提高了表達效率,節約了交際成本。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外語詞非但不是對漢語的破壞,反而是對漢語的一種豐富和促進。

但是，文字作為民族精神的載體和表現形式，背后代表了國家之間的話語權和文化競爭力。如今在拉美、非洲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英語不僅成為官方語言，也成為普通百姓的日常用語，民族語言大有送進博物館之勢。這不能不說是本國文化生態系統的一種損失。

按照法國著名史學家布羅代爾的觀點，不同文化交往過程中，弱勢文化若不加抵抗，結果只能是被強勢文化迅速同化。事實上，強勢文化也有憂患意識。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強則文化強，語言弱則文化弱。比如，隨著西班牙裔移民的日漸增多，美國精英已經開始擔心西班牙語會沖擊英語在美國的主導地位。

由此可見，對一些嚴重影響漢語生態環境的現象進行規范,確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要強調的是,這種規范不能濫用和擴大化。從本質上講,語言是一種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真正鮮活的語言應是開放的、發展的、融合的。順應語言本身發展規律,尊重民眾選擇,才是規范漢語應遵循的首要原則。

因此，在維護漢語純潔性的問題上，我們首先要加強文化自信，給文化融合以時間。語言有自我“純潔”的能力，有些外來特征過于明顯的詞語會逐漸被本土詞取代。比如蕭紅《回憶魯迅先生》中有“水門汀”，現在就成了“水泥”;朱自清《荷塘月色》中有“梵婀玲”，現在則通稱“小提琴”。強大的語言和文化,總是伴隨著強大的包容力。對于漢語文化的發展,我們需要多一些文化自信,多尊重語言自身發展規律,多尊重民眾“約定俗成謂之宜”的選擇,如此才會真正促進漢語的純潔和健康。

在政策和觀念上，要增強國民對母語的敬畏之心，官方要在觀念上和實踐上鼓勵人們使用正確、典雅的漢語。如今一些孩子從幼兒園就開始學英語，卻直到大學畢業都對漢字寫成的文學典籍缺乏了解。一面在基礎教育層面強調“學好英語比啥都強”，一面又對日常語匯中出于便利性考慮而保留的一些外來語揪住不放，實則是心智錯付。

從歷史上看，無論是漢語還是英語、法語，都處在一個與外來語言相互借鑒、吸收的發展過程。正所謂“水至清則無魚”，那種純粹、獨特的語言，早已消亡成為“死文字”。我們從來不會苛責誰必須把“1+1=2”寫成“一加一等于二”;同樣的，既然美國可以將“不作死就不會死”直譯成“no zuo no die”，并編入其知名的在線英語俚語詞典中，我們也只有與時俱進、開放包容,才能促進語言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