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6年推出第一個五年普法規劃以來，人民群眾的法治意識開始覺醒，法治理念有了較大提高，依法維權的愿望也日益迫切。但“知法”并不等同于“守法”，“依法維權”也不能代表法治的全部內涵。當前，在法治社會建設中存在多方面問題，突出表現為：

一、法治精神缺失

判斷法治社會真偽的最根本標準是看其是否具備法治精神。在我國，一些領導干部缺乏法治思維，濫用行政權、司法權侵犯公民合法權益，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尤其是強勢群體帶頭違法，對法治精神構成極大破壞。部分群眾“信訪不信法、信官不信法、信鬧不信法”;全社會“敬法”氛圍淡薄，鉆法律空子、虛假訴訟、惡意訴訟層出不窮;“法不責眾”心態下，法律底線屢被突破;守法環境差，“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悖論依然存在。

二、普法模式低效

在權利意識空前高漲、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公眾對法律常識和法治內涵的認識和理解亟待提升。但從基層反映看，當前的普法模式仍偏向于單向的法律知識“灌輸”，形式主義的做法嚴重制約普法的實效。

三、法律體系不健全

我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構建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雖然初步實現了“有法可依”，但在許多領域，還存在法律“空白”，存在著無法可依的問題。特別是在一些現行有效的法律、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之間，還存在著法律、法規相互“打架”，下位法超越上位法、規范性文件違法制定等現象。

四、政府機構改革與法治建設不配套

建設法治政府，必須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要區分明確;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之間、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職能、權限要區分明確。但直到現在，在一些地方，政府還在替企業征地、建廠，進行“筑巢引鳳”，還在為企業貸款提供銀行貸款擔保，承擔企業債務;搞城市房地產開發，政府還在與開發商“合穿一條褲子”，想方設法侵害群眾的合法權益。有的地方釀成人命大案仍置之不理、聽之任之，這也是導致一些地方發生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

近兩年中央大力推進簡政放權、開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但在實際辦理行政審批事項時，申請人普遍反映一些省級行政審批部門仍然死死抱住審批權不肯精簡、下放，作為市、縣行政審批部門，一些審批事項必須報省審批部門批準，但個別省直部門卻存在著“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現象，已經成了中央推進簡政放權、進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中梗阻”、攔路虎。

五、監督機制存在缺陷

許多監督機構、監督機制還不健全、不配套，如各級人大還沒有成立專門的監督委員會，各級政府、部門上下級之間和內部還沒有專門的監督機構，有的即使明確了監督機構，也因法律依據不具體、監督措施不明確、懲處力度不夠強，造成了監督無力。

對一些新聞媒體監督、人民群眾監督，還缺少專門的法律、法規進行有效的指導、規范、保障，也使這些監督存在效果不理想的現象。由于缺少相關的監督法律法規和專門監督機構，許多基層政府、部門和工作人員，不依法行政、不按法辦事、甚至違法辦事的行為，無法及時得到制止、糾正、改正，無法追究違法責任人相應的責任。這種局面如果不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到2020年把各級政府都建設成為法治政府的目標就很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