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入法，實際上是發出了通過治理交通擁堵、以改革推動首都發展的強烈信號。每一個具體環節的決策都能做到充分協商、充分論證，“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入法才能具備充足的法理性。

25日上午，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四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杜德印作常委會工作報告。報告提出，為緩解城市中心區交通擁堵，今年將制定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的規定。

交通和空氣治理，是北京公共治理的主要課題，因而也是公共政策和地方法規亟待補強的兩個方面。這其中，機動車的保有能否得到合理控制，使用強度能否順應現實治理要求，就顯得尤為重要。北京擬將“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入法，原因在于要切實治理交通擁堵，不僅僅涉及機動車使用強度的調控問題，還涉及不同群體的經濟利益、路權和財產權、城市治理體制和行政治理方式等深層次問題。平衡各方利益，理順權利和義務關系，優化治理體制，單靠

指令性政策不行，需要整體、協調、更剛性地推進。實現這種推進，只能靠法律法規總領。正如杜德印在工作報告中所說：“一方面，改革需要立法的引領和推動;另一方面，改革的辦法就是立法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講，研究“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入法，實際上是發出了通過治理交通擁堵、以改革推動首都發展的強烈信號。

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對于車主、特別是私家車主來說，無疑意味著部分路權的讓渡。從法理上說，路權的讓渡本就應當通過立法形式規定，而不是臨時性政策。此外，立法還有助于在程序規范下，通過專家論證和民意交換，彌合政府和民眾之間的認知差異，厘清個人利益與全局利益、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關系，尋找到治理交通擁堵的最大共識，讓所有人都參與到交通治理這樣的公共事務中來。當公共資源的支出者也是建設者，治理交通擁堵才能形成最大合力。

當然，也正是基于路權讓渡的敏感性，推動“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入法時，必須特別重視立法質量。一方面，需要體現公眾的意愿，為公眾參與立法打開大門;另一方面，需要強調立法的可行性。比如，使用價格杠桿調控，要防止出現有利于公車上路、“富人”上路的傾向性;在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的同時，必須提升公交車輛的供應強度和運行效率，等等。

此前，網絡約車加劇道路擁堵、應該收取“進城費”、供暖期應實行單雙號限行等聲音的出現，令人擔心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的立法具體內容，是否

會將這些未得到充分論證的建議包含進來。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劉維林接受媒體采訪時解釋說，“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立法中不一定會直接出現“單雙號”“收擁堵費”這樣的提法，而是會表明在什么情況下，針對什么樣的情況，授權相關政府部門采取措施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這是立法應該具有的審慎態度。

面對公共治理難題，既要有急迫感和改革勁頭，又要尊重法律精神，這是立法的基本底線。治理交通擁堵，涉及面廣，微觀環節很多。每一個具體環節的決策都能做到充分協商、充分論證，“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入法才能具備充足的法理性，為公眾認可和接受，讓交通這一公共難題堅實走上法治化治理的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