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鏈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進，破除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經過三十多年的探索與實踐，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平均每十年翻一番，家庭財產穩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實踐證明，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是與基本國情、發展階段總體相適應的。但同時，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主要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隱性收入、非法收入問題比較突出，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宏觀收入分配格局有待優化。這種貧富差距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允許的。但如果收入過于懸殊，并且任其擴大，就會影響社會公平。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

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合理共享機制。完善慈善捐助減免稅制度，支持慈善事業發揮扶貧濟困積極作用。

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調控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范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

【標準表述】

[權威論述]

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習 近平

經濟的增長應當與收入增長同步，因為大多數人民群眾相對GDP的增長，更關心自己的收入。

——李克 強

如果我們的GDP無法讓人民群眾的收入增長，那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并不利于發展，也不利于穩定。

——李克 強

圍繞保障群眾的基本需求，實施好保障房建設、新一輪醫改、集中連片扶貧攻堅等重大民生工程和重大發展工程，注重發展經濟和提高居民收入同步，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和信心，促進消費和投資良性互動，使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

——李 克強

[我國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問題]

第一，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續下降。隨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變化，政府收入比重和企業收入比重不斷上升，而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在波動中下降。要素收入不斷向資本傾斜，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也不斷降低。從國際比較看，在初次分配中我國勞動者占比明顯低于發達國家，而企業盈余則明顯高于發達國家。

第二，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嵯禂凳嵌繙y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指標，數值越高，則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越高。從總量上來看，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正逐步拉大，甚至超過了合理的限度。城鄉間、行業間、人群間收入差距擴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問題比較突出，也是我國當前收入分配中老百姓反映最強烈的問題。

第三，公共服務支出在政府總支出中占比偏低。由于政府公共服務支出總體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來抵付，從而擠壓了其他消費增長，而且強化了居民的謹慎預期，降低了居民消費傾向。由于二次分配力度又不夠，政府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共服務和社會安全網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錢也不敢花。居民“沒錢花”和“有錢不敢花”正是當前收入分配格局引發的內需相對不足的癥結所在。

[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原因]

一是發展階段的因素。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發展的經濟趕超階段，這一發展階段的資源稟賦結構和要素組合方式決定了相應的收入分配結果。

二是結構的因素。從產業結構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工業帶動，農業基礎薄弱，基本還是“靠天吃飯”，農民增收依然困難;從需求結構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從要素投入結構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物質資源的投入，依靠土地、勞動力等要素的低成本優勢，勞動者報酬占比偏低;從城鄉結構和區域結構看，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基于比較優勢加速向收益率高的部位集聚，收入分配結果總體上有利于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

三是政策的因素。教育、衛生等公共政策能夠改善起點公平，但政策設計不合理，也會加劇社會不公;再分配政策可以縮小收入差距，但一些政策不僅未能有效緩解收入差距，反而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距，導致逆向再分配。

四是體制的因素。由于政府職能尚未很好地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資源要素價格扭曲以及行政性壟斷導致利益分配不公，在體制轉軌過程中還產生了大量不規范不合法收入，另外，市場經濟本身也會拉大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

綜合起來看，影響收入分配結果的原因是復雜的，其中確實有許多不合理的因素，不少已經觸及到了深層次體制性弊端，從這個意義上說，收入分配改革勢在必行。

[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其一，導致經濟結構失衡。收入差距過大，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費愿望難以轉化為實際的消費行為，導致投資與消費結構失衡，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如果沒有合理分配，可能會陷入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的“中等收入陷阱”。

其二，影響社會和諧。受傳統觀念的支配，過大的收入差距容易引起群體性的“相對剝奪感”，再加上對分配不公的實際體驗和部分富人的炫耀性消費，進一步強化了社會的不公平感，使得凝聚全社會改革共識、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關系的難度加大。同時，收入差距過大還可能會導致階層對立和社會沖突。

其三，偏離共同富裕方向。與經濟快速增長相比，居民收入增長比較遲緩，而且城鄉、區域發展很不平衡，財富高度集中與絕對深度貧困現象并存，背離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重要意義]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構建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需要。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實解決一些領域分配不公問題，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的根本舉措。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處理好勞動與資本、城市與農村、政府與市場等重大關系，推動相關領域改革向縱深發展，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奠定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要求。

[參考對策]

第一，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

一是提高低收入者擁有的生產要素的價格，保證其生產要素在市場中自由流動。對于低收入群體來說，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就必須創造平等競爭的就業機會，使其能夠充分就業，并享有與其他勞動者具有可比性的合理的生產要素價格;同時，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二是加快發展農村經濟，徹底解決“三農”問題，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積極推動農民收入增加，逐步縮小嚴重的城鄉收入差距，首先要千方百計保證經濟增長速度，為農民就業提供保證。只有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以此吸納農村勞動就業，從而增加農民收入。其次，積極推動城鎮化進程。逐步減少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這樣才能增加農村人均土地擁有量并增加農產品需求量，從而推動農產品價格上漲，最終增加農民收入。再次，加快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減少農民開支。要從農民需求最迫切的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入手，逐步它們的保障水平。積極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解決農村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

三是大力發展中西部地區經濟，縮小地區差距，實現均衡發展。地方政府積極引導中西部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到東部沿海地區就業，增加農民收入。中央政府要加大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資金投入，與此同時適當對中西部地區進行政策傾斜

四是打破壟斷經營格局，建立行業間公平競爭的機制。我國收入差距過大主要是由于初次分配過程中收入分配秩序紊亂造成，所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關鍵在于整頓和規范初次分配過程中的收入分配秩序。這就要求首先轉變政府職能，縮小政府規模。將政府職能由促進經濟增長轉變為保障民生。其次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消除行業壟斷。再次，要促進勞動法令執行，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建立行之有效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保證廣大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積極推進《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為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提供法律依據和法律支持。

第二，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

一是完善法律制度，依法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針對我國法律制度體系不健全的現實，必須加快立法步伐，完善收入分配法律制度體系，適時開征物業稅和遺產稅，將收入分配納入法律制度的嚴格約束之下。國家通過開征遺產稅對這些財產進行再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社會公平，防止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二是擴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建立和完善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讓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低收入者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第三，搞好國民收入第三次分配，促進收入分配公平。

國民收入第三次分配是指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個人收入轉移和個人自愿繳納以及捐獻等非強制方式對經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收入再一次進行分配，其主要內容是慈善捐助，包括各種形式的扶貧、濟困和救災等，也即人們通常所說的慈善事業。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第三次分配存在許多問題，比如：社會成員的慈善意識薄弱，慈善機構少、行政色彩濃，慈善機構扶貧濟困水平低、能力有限，制度缺失、公信度不高等。第三次分配雖然不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途徑，只能作為縮小收入差距的補充手段，但它對于減緩轉型期的社會震蕩、扶貧濟困、幫助弱勢群體解決燃眉之急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應該大力提倡并采取措施促使其健康發展。

【文章素材】

[標題示例]

收入懸殊漸顯形 催逼政府新調控

[開頭示例]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在改革之初打破了平均主義，激發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推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隨著社會形勢的發展變化，舊的收入分配體制已經不能適應當今社會發展的需求，導致收入懸殊漸顯形，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社會的穩定埋下了隱患。因此，種種跡象表明，只有加強政府的調控作用才是解決收入分配懸殊的關鍵之策、點睛之筆。

[結尾示例]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收入懸殊漸顯形，這在一定程度上毀損了人民對公平正義的崇尚，“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更是政府的天職和良心，因此，唯有加快市場化、健全宏觀調控機制、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調節高收入人群收入，方能起到預期的效果，達到提振經濟快速發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