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針對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相互作用與影響這一日益重要的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計量檢驗。檢驗結果表明，自1973年老歐盟成立以來，中國經濟比歐盟經濟的持續性更強，但中國經濟的波動幅度較大；中國經濟與歐盟經濟的相關性經歷了先增強再減弱，到再增強的過程，但總體上相關性程度依然較低；中國經濟波動滯后于歐盟經濟波動，表明中國經濟對歐盟經濟存在較強的依賴性；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中國GDP與歐盟GDP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中國GDP與雙邊貿易相互間存在正向的拉動作用，但歐盟經濟對雙邊貿易的影響遠比中國對雙邊貿易的影響大。

一、引言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國與歐盟的經濟聯系也日益密切。2008年1—10月，中國與歐盟的雙邊貿易總額高達3593.7億美元，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6.4％，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隨著雙邊經貿關系的日益密切，中國與歐盟的經濟波動會通過要素流動、貿易渠道、金融市場等實體或虛擬經濟傳導渠道，引起彼此經濟波動的諧振。2008年10月6日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道瓊斯指數跌破萬點關口，創下史上最大單日跌幅，上海股市也應聲下跌5.14％。特別是在當前世界經濟面臨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的時刻，研究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相關性及互動規律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現有文獻主要是考察隨著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逐步深入，中國和歐盟經濟的相互聯系及其影響，多為定性分析。目前尚無學者對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同步性進行系統性的研究。Erixon(2008)等研究了中國在加入WTO后的貿易政策，重點考察了中歐經濟關系，作者認為，中國的持續崛起導致其貿易政策的重要性遠勝于其剛加入WTO之時，中歐關系已迅速成為世界貿易體系中主要的重要一極。史艷娜(2007)考察了中國與歐盟的產業內貿易狀況，作者運用G—L指數對中國與歐盟原15國間的產業內貿易總體狀況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表明，2004年中國與歐盟的產業內貿易指數高達0.509，這表明中歐貿易模式已由產業問貿易向產業內貿易轉變，產業內貿易已經成為中歐貿易的主要形式。Hus—sain(2008)考察了歐盟與BRICs四國服務貿易盈余問題，特別是中國與歐盟的貿易關系。研究結果表明，2006年歐盟27國對BRICs的服務貿易出口達460億美元，服務貿易進口達390億美元。從2004年開始，中國已經成為歐盟與BRICs四國中最主要的貿易伙伴。

本文主要從定量的角度，運用中國與歐盟GDP的相關系數分析，考察二者相關性不斷演進的歷史路徑；通過橫向相關關系對中國與歐盟經濟的持續性、波動性以及領先滯后關系進行比較；利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分析二者是否存在偽相關；并通過VAR模型中的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描述二者通過國際貿易渠道相互作用的路徑。

二、數據說明

本部分所采用的貿易和GDP數據以老歐盟12國成立的1973年為起點，截止于2007年。中國和歐盟GDP數據和雙邊貿易數據分別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和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等。在相關分析中，時段的選取主要參考了中國經濟、歐盟經濟以及世界經濟中的一些重要時點。

三、實證研究

(一)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相關關系

相關分析是為了考察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相關性，分析中國與整個歐盟經濟波動相關性強弱演進的歷史路徑，中國與歐盟GDP增長率的橫向相關關系考察中國與歐盟經濟同步性(syn—chronization)的強弱。

從相關分析來看，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相關性大致經歷了先增強，再減弱到再增強的過程(見圖l和表1)，這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和一些全球性經濟事件有關。從1973到1988年，中國與歐盟的相關系數由-0.77上升到0.47，從1989到1991年，由于西方的經濟封鎖，中國與歐盟整體經濟波動呈現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91。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始，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中國與歐盟間的經貿關系日益密切，從1992到1996年相互間經濟波動相關性不斷增強，仍呈現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47。從1997年到2001年，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同步性仍持續增強，相關系數為-0.07。從2002年開始，無論中國經濟還是歐盟經濟都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經濟周期的同步性明顯增強，相互間經濟波動基本上都呈現較強的正相關，相關系數高達0.81。中國與歐盟單個國家經濟波動的相關系數走勢也大致相似。

對中國與歐盟GDP增長率數據間的橫向相關關系的考察中(見表2)，一階自相關表示了各自經濟的持續性(Peristence)，經濟的持續性表示下期的經濟活動延續本期經濟走勢的趨勢；標準差反映了各自經濟的穩定性；橫向相關關系則反映了中國與歐盟經濟間同步性的強弱。表2顯示，與歐盟多數國家經濟相比，中國經濟的持續性較強，中國GDP增長率的一階自相關為0.38，歐盟GDP增長率的一階自相關為0.20；中國經濟的波動性較大，中國GDP增長率的標準差為3.49，歐盟GDP增長率的標準差為1.20。從橫向相關關系來看，中國經濟與多數歐盟國家經濟呈現正的同步性。中國經濟波動滯后于歐盟經濟波動約三年時間，說明中國經濟對歐盟經濟具有一定的依賴性。

(二)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因果關系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與歐盟GDP增長率之間有著明顯的相關性，但這種相關性并不代表因果關系，因此需要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進一步考察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間的因果關系，以及變量間的相關性是否屬于偽相關問題。

在考察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前，我們對中國和歐盟各國GDP增長率時間序列進行了平穩性檢驗，ADF檢驗結果顯示，所有序列都二階平穩(鑒于篇幅，檢驗過程從略)。格蘭杰因果檢驗滯后項的選擇參照SIC(schwarz lnfo Criterion)值，檢驗結果見表3顯示，中國GDP與歐盟整體GDP相互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中國GDP是英國、荷蘭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認為中國GDP是英國和荷蘭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希臘、葡萄牙GDP是中國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下，可以認為希臘、葡萄牙GDP是中國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其他國家的GDP與中國GDP增長之間的格蘭杰原因不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

(三)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傳導機制

由于格蘭杰因果檢驗和協整檢驗僅反映中國和歐盟GDP波動的因果和長期均衡關系，為了更好地考察二者相互影響的路徑，本文采用VAR模型、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來考察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相互傳導的動態路徑。VAR模型考察變量間的關系時，其最大優點是不受先驗經濟理論的限制，直接通過時間序列數據本身的特性進行研究，先驗知識只用來考慮及選用納入模型的經濟變量。

基于中國GDP、歐盟GDP和雙邊貿易額的自然對數值服從一階單整，以及各國貿易數據的可獲取性，本文選取1984—2007年中國GDP、整個歐盟GDP和雙邊貿易額建立VAR模型：

1，脈沖響應函數

在上述VAR模型基礎上，再運用脈沖響應函數來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若e發生變化，不僅導致各變量的當前值發生變化，而且還會通過當前值影響其未來取值。脈沖響應函數可以描述這些影響的動態軌跡，顯示任意一個變量的擾動怎樣通過模型影響到所有其它變量，最終又反饋到自身的過程。

圖2顯示，歐盟GDP對其本身的新息沖擊即刻就有反應并不斷減弱，從第四年后沖擊產生的影響為負，隨后逐漸衰減直至消失。歐盟GDP對來自其他因素的新息沖擊反應不明顯，表明歐盟經濟的運行更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歐盟GDP對來自中國GDP的新息沖擊，剛開始為負向反應，隨后不斷增強，在第四年后達到最大，隨后不斷衰減并逐步消失；歐盟GDP對來自雙邊貿易新息沖擊剛開始呈微弱的負向反應，隨后不斷增強，在第六期后逐步衰減直至消失。

中國GDP對其自身的新息沖擊當期就有明顯的正向反應，在第二年結束時變為負向反應，此后不斷波動衰減；對來自雙邊貿易新息的沖擊剛開始沒有反應，隨后不斷增強，在第三年達到最大，表明中國GDP受雙邊貿易的影響是逐步增強的；對來自歐盟GDP新息沖擊剛開始沒有反應，隨后變為負向反應，到第五年后才變為正向反應，這與中歐經濟的競爭性有關。

雙邊貿易對來自自身新息沖擊在第一年表現為正向反應，隨后不斷衰減直至消失；對來自歐盟GDP新息沖擊在前四年都表現為負向反應，隨后才轉變為正向反應并逐步衰減，表明雙邊貿易受到歐盟經濟的影響較大；對來自中國GDP新息沖擊的反應剛開始為負，隨后不斷增強，在第一年結束時達到最大，隨后不斷衰減。表明中國經濟對雙邊貿易的拉動作用具有一定的滯后期。

由此可見，歐盟GDP增長主要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歐盟GDP對中國GDP增長有較強的影響，但反向的影響則較弱；歐盟GDP對雙邊貿易的更多的表現為負向影響，這與歐盟近年來經濟增長疲弱有關；中國GDP對雙邊貿易的拉動作用存在一年的滯后期。

2，方差分解

考察VAR模型時，還可以采用方差分解方法研究模型的動態特征。其主要思想是，把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共m個)的波動(k步預測均方誤差)按其成因分解為與各方程新息相關聯的m個組成部分，從而揭示對VAR模型變量產生影響的各隨機干擾的相對重要程度。

根據估計得到VAR模型，我們分別對歐盟、中國和雙邊貿易的變化進行方差分解(見圖3)。對歐盟GDP的方差分解顯示，各因素的影響力在四年后逐步穩定，有大約85％的變化可以由其自身因素來解釋；歐盟GDP的變化中，可以由雙邊貿易解釋的部分很小，可見雙邊貿易對歐盟經濟的影響較弱。歐盟經濟增長中，中國GDP的影響隨時間推移而逐步增強，能由中國GDP解釋的部分約為10％。這表明歐盟經濟更多地是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中國GDP和雙邊貿易對歐盟經濟的影響較小。

中國GDP的方差分解中，約為55％的影響可由自身因素來解釋，由歐盟和雙邊貿易因素解釋的部分別為30％和15％。中國經濟增長來自歐盟自由貿易區GDP和雙邊貿易的影響隨時間推移而不斷增強。

雙邊貿易的方差分解中，可由歐盟GDP解釋的部分不斷上升，最后約為45％，由中國GDP所解釋的部分保持穩定，約占20％，雙邊貿易來自其自身的影響不斷衰減，最后約為35％。表明雙邊貿易的增長受歐盟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大，這與歐盟需求對雙邊貿易的巨大影響密切相關；

四、結論

隨著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歐盟經濟的波動顯著影響了中國經濟的運行，同時，中國因素對歐盟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在逐漸加大。本文運用一系列的計量分析工具，研究了中國與歐盟經濟增長的同步性。主要結論如下：

1，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階段性的影響，中國與歐盟經濟的相關性經歷了先增強再減弱，到再增強的過程，兩者的相關系數在整個時段仍為負，表明相互間的經濟影響依然不強。但從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相關性逐步增強，這既是雙邊經貿聯系深化的結果，也是中國因素重要性日益凸現的明證。

2，與歐盟各國經濟相比，中國經濟波動的持續性較強、波動性較大；中國經濟波動滯后于歐盟經濟的波動三年，表明中國經濟對歐盟經濟存在較強的依賴性。

3，中國GDP與整個歐盟GDP增長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但中國GDP是英國、荷蘭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希臘、葡萄牙GDP是中國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中國經濟與歐盟經濟的相互影響依然較弱，但這一影響將隨著相互間經濟聯系的日益密切而不斷增強。

4，歐盟經濟對雙邊貿易的影響較大，中國經濟對雙邊貿易的影響相對較弱，中國經濟對雙邊貿易的拉動作用具有一年的滯后期。這表明，作為中國出口的主需求方，歐盟經濟對雙邊貿易和中國經濟的增長都具有較大的作用。

總之，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加深，特別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中國因素重要性的日益顯現，中國與歐盟經濟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響逐步增強，特別是中國經濟波動對歐盟經濟的影響將日益增大。中國經濟周期的運行將影響歐盟經濟周期的運行軌跡，當前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有助于歐盟各國走出當前的經濟低迷，實現經濟的早日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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