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背景：

“怎么證明我媽是我媽”，近日又有兩起典型案例披露。一是浙江諸暨一市民為取回母親生前交的100元養老金，需重開一份火化證明。殯儀館要求出具村委會證明和死者身份證復印件，但因身份證死后已注銷，跑了4年沒結果。一是廣東江門一對打工夫婦，在省人口登記信息系統上莫名多了一個兒子，必須證明這個兒子不存在，才能給女兒入學開居住證明，夫婦倆做難了。

時事評論觀點：

兩件事又引來一片指責。政府辦事機構自然被罵得狗血噴頭，許多人認為他們缺乏對老百姓負責的態度，故意在設置障礙。有的呼吁要督促職能部門主動幫忙查證，以體現為民服務宗旨。

然而，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簡單。

認真分析類似于“證明我媽是我媽”事件，多數涉及親屬關系。而親屬關系往往關聯財產繼承、房屋贈予免稅、孩子是否有資格在本地入學等，涉及許多人的法律關系和重大利益。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發展，單位人變成社會人，莊稼人變為打工者，人口流動基數大、速度快，人際關系日趨復雜，比如許多人子女與父母不但戶口不在一起，常常異地而居；有的一家人落戶在親友名下，從戶口本上有時還真看不出父女關系；有的長年在外，離婚再婚，有多少子女很難查清等等。不要證明怎么行？

然而，面對種種新情況，政府部門的社會管理卻沒能及時跟上。一是仍固守傳統思維。凡事還想著讓村委會、居委會、單位等開證明，這些機構有時對情況毫不了解，能推則推自在情理之中。第二就是政府部門“各自為證”。個人有身份證，親屬關系憑戶口本，社保有社?？ǎ闆r找計生辦，稅務又是另一個系統，個人征信讓銀行來推……大家都自搞一套，互不知情，一旦有事重復索要各類證明，都把責任往外推。這加劇了老百姓的辦事難，還耗費大量行政與社會成本。

其實，社會公眾涉及最多的身份與親屬關系證明問題，最適于在全國層面統一整合。不妨考慮在每個人號碼唯一的身份證基礎上，將個人出生等基本信息、工作與工資收入及納稅、社保繳納和領取、家庭成員及變更、銀行信用等信息悉納其中，由生管到死，各部門包括有些企業都可共享。這樣，既減少了社會成本，又不至于出現“證媽”的奇葩事件了。